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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原来新书《文化与基督:吃人到救人》出版

作者 : 作者:姜原来
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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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姜原来新书《文化与基督:吃人到救人》出版,这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在各地走访分享的“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文化与基督》的集合。本平台蒙允刊登目录及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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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这是一部“土得掉渣”的书,弥漫着中华底层的草香汗臭、战壕硝烟,拥挤着这片大地深处筚路蓝缕的畸人轶事。

这又是一部“洋得意外”的书。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代疾呼在此已是鲜活的事实。这里叙述了西方经典在东方边缘信众群体中几十年来传播、对话、嫁接的传奇文化事件。

这是一部基督教书籍,其内容早已被中国内地许多教会广泛应用于福音预工和青年、主日学、校园事工。它对于基督徒属灵成长、对于整体提高牧者到信众的人文素养、丰富基督徒日常文化生活大有裨益。全书还融汇了广义基督教内各宗派在中华现场交流同工的许多鲜为世知的宝贵历程。

这又是一部公共著作,它直面多元文化的世界现实,以基督教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展开深入对话,为任何人系统了解基督教文化及其和各种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片辽阔的公共视野。它坚决站立在“墨面基督”立场,向公共思想文化界提出了“博野教育观”、“不吃人文明观”等一系列尖锐课题。

这是一部宏观的文化研究著作。今天不乏单一专业性文化研究。可是,深陷信息爆炸与后真相时代的每个基督徒每个地球人更需要突破“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文化迷茫。这部著作经几十年在场研究—群体实践—再研究,测绘了一幅基督徒的世界文化地图。这张地图也能有助于挣扎在世俗文化汪洋大海中的每个朋友上岸—回家。

这又是一部丰厚的田野纪实著作。它是“礼失求诸于野”古老传统的当代呈现。而且,它不是独行侠式的孤绝呐喊,也不是若干隐士的在野研讨,而是关于这个“世界最大秘国”旷野中庞大信仰群体知行合一文化巨像的现场文献。


目录

作者序: 从一个同学的死到一门“野学”的生

 第一部分:“文化与基督”概论漫谈

第一章 台风海啸中漫谈基督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第二章 “必不可少的副课”—课程定位和讲学方法

一、从卡夫卡说到这门课的定位

二、从屈原说到这门课的内容概况

三、这门副课的讲授和学习方式

第三章 基督信仰面临的五大挑战

一、《中午的黑暗》和政教关系

二、《心灵史》和基督信仰与异教关系

三、布鲁克纳和教会内部纷争

四、世界极度不公义和不会笑的姐妹

五、世俗化和草丛里的古石碑

第四章 围绕“启示与文化”的十三个田野视角

一、《深深的河》畔谈启示

二、何谓“文化”以及农民民俗志

三、启示与文化的本质区别

四、基督徒文化使命和远藤周作

五、从铁矿石和欧洲古典音乐谈文化的“品质与数量”

六、从古典音乐伟大的“4B2M”谈基督教公共艺术的大公性

七、从《兰林复活节》谈基督信仰发展必需的“一大群、两小群”

八、从《贝多芬在中国》谈“基督信仰生态场”

九、“主体性”和徐光启

十、“感冒文化”和基督教公共文化的自由质地

十一、文化差异和厕所伏魔

十二、文化层次和鲁迅、琼瑶

十三、文化同心圆结构和利徐相会

第五章 这门野学的五个特质及十二种实际应用

一、完全野域特质和学院规训化的分野

二、墨面基督立场前设和世界文化权力场

三、从整体结构内容到敍述方式的乡野特质

四、跨界交叉性和地图绘制

五、当即实用性暨十二方面的有效应用

 第二部分:基督与世界文化的二十三种基本关系

第六章 “基督与世界文化基本关系”的整体把握

一、突破“抽象肯定确信—具体迷茫失语”现象

二、突破“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现象

三、绘制“基督徒世界文化地图”的亟需和重要

第七章 基督与世界文化的二十三种基本关系

一、 基督教会文化

二、 教会文化成为公共经典文化

三、 有明确基督信仰的公共文化

四、 “光照在黑暗中”的文化

五、 “盐溶于水中”的文化

六、 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对话复调文化

七、 基督徒之间在世界面前的公开对话文化

八、 被不同程度庸俗化、浪漫化的基督信仰文化

九、 基督教文化的异端

十、 “浪子与家”的文化现象

十一、 有普遍启示光泽的文化

十二、 把基督信仰视为“最优秀” 的文化

十三、 正面接受基督信仰影响的文化

十四、 困惑叩问基督信仰的文化

十五、 错谬理解援用基督信仰的文化

十六、 在基督信仰和人文信仰之间徘徊挣扎的文化

十七、 否定基督信仰的文化

十八、 “悬置”基督信仰的文化

十九、 因基督信仰“自然缺席”而“无名饥渴”的文化

二十、 故意以其他宗教或文化取代基督信仰文化

二十一、 庸俗文化的汪洋大海

二十二、 黑洞文化

二十三、 魔鬼文化

第八章 基督徒像树那样完全成长

 后记

追随绝境中的救主基督和前辈们永生的脚步

——作为一个“无产者学人作家”的后记

一、从绝不吃人到纪念受难者

二、直面遗忘与否定的绝境

三、“无法理解”的绝境

四、“纪念—呈现”也可能成为罪过的终极绝境

五、人文主义世界这样直面终极绝境

六、当“宗教大法官”发动战争—再思俄罗斯思想文化

七、“绝境”沉思

八、惟在尊重、沉默与圣爱的践行中才可能的绝境坚持

九、绝境十架路上珍贵积累的发现和提炼

十、文明就是不吃人

十一、那个黄昏,绝境前辈们永生的隆隆脚步

十二、补赎!补赎!

十三、从徐光启的“丁忧”到基督徒的“圣贫”

十四、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十五、简朴生活带来的众多祝福

十六、废墟圣殿—一个绝境中“主内主体性自觉”的异象

 附文

《麦种》焦点系列文章

 树,从圣殿到荒原

 ——基督教文化使命文字事工的一个异象(一)

 树,生长在原野、高地、路口

 ——基督教文化使命文字事工的一个异象(二)

 树,深深扎根在“现场”

 ——基督教文化使命文字事工的一个异象(三)

 树,深深扎根在“现场”

 ——基督教文化使命文字事工的一个异象(四)

 树,坚韧扎根在“现场”

 ——在“问道”围绕基督教文化使命文字事工的讨论

“沉默江南”的“肺腑之语”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雪米村民俗志》一书序言

在公共戏剧舞台上做光做盐

——谈基督教本土大型艺术戏剧的创作和演出

《十二》: 对话在废墟上建造灵性家园的剧作家姜原来

 图片说明

鸣谢

作者介绍


作者序

从一个同学的死到一门“野学”的生

“文化”,多时髦又雅致的词汇。今天,不仅学院博物馆、文坛音乐厅,甚至庙堂市井、吃穿住行等,皆纷纷冠戴文化之名;形形色色的辞典里,对“文化”一词的百家诠释连篇累牍。可是,为什么没有一部辞书直截了当道破关于文化的第一个事实:文化,也会吃人!文化极可能首先意味着吃人!

就从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说起吧。

我就读的中学位于上海老市区的一条小路上,这是一所历史名校,租界时代建成的偌大漂亮英式校园可以容纳上千学生就读。这个真实故事里的主角—我的同学吴秀珍,是这个学校所有学生中住得离校最近的一位:她家那奇特的房子就在学校大门的斜对面。这房子一边是一家工厂,另一边是一个公共游泳池,两处地方之间本来是一条长十多米、宽不到两米的人行通道,五十年代时被前后一堵,上面加了个简陋屋顶就做了她的家。她家里还有妈妈和妹妹。她妈妈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后来她妈妈和我妈妈成了患难之交,给我妈妈讲了她的身世:她老家在山东乡下,丈夫参军后(因为身体素质特别好)又被万里挑一,培养成为当时极其稀罕的空军飞行员,入驻上海。他顿时身价百倍,眼光也变了,结识了城里年轻漂亮姑娘,决心另娶新欢。可是要和老婆离婚的最大障碍是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一个一岁,一个四岁。于是有一天,他带着两个女儿去“郊游”,将她们推下急流的河里,自己溜走了。他没料到的是,两个女孩大难不死被下游的渔民发现救上了船,事情因此败露,他死于狱中。但是,那个已经有些懂事的四岁大女孩(就是我后来的中学同学吴秀珍)却因溺水惊吓,从此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事后,政府把这位山东母亲安排进了上海一个纺织厂做工人以抚养两个孩子,又把中学斜对面那条狭长的甬道改建成了一个简易房,做了她们的家。经此刺激,这乡下母亲再没有结婚,长期“三班倒”(日、中、夜班反复轮换)辛苦劳动养育着孩子。从学校大门进出,常常可以看到我的这位同学蹲在她家门口马路边,洗着一堆堆衣服。后来她才告诉我,她长期替附近好些人家洗衣服,挣一点钱以减轻妈妈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个甬道般的家里只有最简陋的几件家具:床、桌、板凳都只能沿墙一字排开,和我家一样“家徒四壁”。可这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和长辈相依为命,我们活在简单深厚的爱中。但是,型塑少年生命的不仅有家,还有社会、学校,后者种种就在家的斜对面张开血盆大口,以“文化”、“教育”之名撕裂吞噬着我们。当然这是以后我们用青春乃至生命为代价才慢慢明白过来的。

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们这一届学生,文革发生时还是小学生,之后文革最残酷的开头一年半时间过去,我们在1967年底才进入中学,而且在中学草草两年半就被统统打发去了农村,但是和当时整个社会环境一样,两年半的中学生活没有人类优秀文化的起码教育,狼文化对我们与生俱来的统一熏制在这里却达到了极端。崔健的摇滚歌曲《一块红布》在大陆脍炙人口、震撼人心是必然的,因为这首歌是对那个年代大陆,尤其城市青少年,最准确的概括:

那天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想要什么/

我说要上你的路/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

我的手被你拽住/

你问我在想什么/

我说要让你做主……

尽管我们都这么爱自己的家,揪心长辈抚育的艰辛;尽管我的这位同学吴秀珍家里有她妈妈山东家乡悲悯的民间传说(永远不能忘记第一次从她妈妈那听到的《秃尾巴老李》故事);尽管我的家里有外婆的言传身教、母亲的萧邦之歌、托尔斯泰小说……但是斜对面那种学校的“红岩式”文化教育也在天天灼烤着我们,不断升温沸腾着我们的少年热血—“你们其实是幸福的,这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少年去解放”。从小学到中学,红歌、红画、红诗、红电影、红课文,甚至红色数学课、红色体育课……他们用所有的文化方式、声情并茂叙述着“牺牲个人家庭,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无数传奇。这种没完没了扑杀着所有不同声音、排山倒海垄断了所有认知管道的文化恐龙完全成功了—无数少年成了双眼蒙上红布、鼻子穿上红绳任人牵使的“人牲”。“毕业”下乡的时间到了,吴秀珍和我一样—我们这群才十五、六岁的少年没有辜负这种文化的长期精心熏烤,做出了自认为慷慨理想其实属自杀般的选择。

那年,所有的“中学毕业生”都必须下乡,但是中国之大,大铁桶之中还有无数鸿沟残酷的差别,许许多多隐秘的差别甚至直关存亡。(所以,我一直对有人声称毛时代“平等无差别”的说辞至少视为浆糊脑子的胡扯。)例如,同样下乡,但有许多去向:有的是下乡到有固定工资、医保、探亲假的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有的是下乡到“人民公社生产队”成为没有任何固定收入或保障的真正农民;又即使是做农民,做上海周边地区农民和去万里之外野乡僻壤做农民,其中差别也极大。学校一般会根据家庭情况分配学生的下乡方向,像我和吴秀珍这样的单亲家庭长子长女本可以分配到靠上海近一些的国营农场。可是,我们慷慨激昂选择了去最远、最艰苦的黑龙江偏僻乡村做“真正的农民”,当然这也是学校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这里,我顾不上叙述我们接下来在那个狼比人还多的荒野,九死一生的长篇故事了。记得一位去了国营农场的同学有一次到我们所在的村子里看望,他跟我们惊呼说:“原以为我们在农场太苦了,到了这里才知道,你们比我们还要苦多少倍啊!”我们同一所中学有十二位同学一起到那里做农民,大家均年仅十五、六岁,几年里,十二个同学死了三个,最后又疯了一个—三分之一的青年人就这样夭折了。

死去的三个同学中,就包括了家在学校斜对面的吴秀珍。她和附近一个北京知青结婚、生下孩子后,风湿性心脏病复发去世的。只有当年“人民公社”里的普通农民才懂得,在那种生存艰难、缺医少药、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乡村,任何疾病都会轻易地吞噬生命。

就这样,我们和乡亲们一起苦熬挣扎在那壮丽辽阔、却完全因为极左文化意识形态而赤贫的原野。吴秀珍比我们其他同学大两岁,就像大姐一样常常默默照顾大家。牛马般的严酷劳作中,我浑身上下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已经找不到原来的布片,这些补丁许多都是她一针一线帮我缝补的。文革期间唯一一次高考突然发生了,我一直拼命苦干着就为了争取这种机会,考试也成功,终于挣脱出来能够去读书了(这是另外一个血痕累累的故事,容以后叙述吧)。临走时,她送给我一本绿色封面的小册子《汉语成语小词典》—这是她用许多天苦力劳动的血汗钱买的。(四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家的墙壁早已被书橱遮没,我还是珍藏着这本小书和她替我缝补的一件衣服。)再次去她家访问时,她已经去世了。她妈妈拉着我的手哭诉着她大女儿最后的日子。当然,和那个年代所有的角落一样,她的悲剧不是偶然的,仅仅在这个中学、仅仅在我们短暂逗留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还经历了张厚镛老师、柴惠民老师的惨死 。那次,我没有踏进斜对面那个“名校”的大门。从此以后,我拒绝参加和那种学校有关的任何活动,不承认我有那类“母校”。

当年永别时吴秀珍送我那样一本书,是因为她熟悉老同学,知道我喜欢文史哲、喜欢读书、喜欢写作,有过两、三篇习作。可是我没有来得及告诉她,我母亲坚决要求我抛开爱好改读理工科。自从不顾母亲、外婆的反对来了黑龙江后,痛切愧疚。为了不再给艰辛的母亲、外婆增加任何负担,我总是尽可能服从长辈的心愿。事实证明,这是那样年代唯一能够做的、最不坏的选择。几十年后的一个晚上,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和我女儿在复旦大学的讲座结束后,邀我一起晚餐。顾彬再次谈到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他对当代中国作家的激烈批评—他认为,中国作家全部应该至少停笔二十年。我赞同顾彬的意见,因为我们全都是从一种史无前例铁桶般基本单一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走出来,每个人尤其是生于斯长于斯者,封闭大铁桶里的吃人文化必然深入血肉骨髓,甚至型塑一生,即使有幸觉醒想挣脱其型塑,也需要旷日持久的争战,更需要从根蒂开始的认罪悔改。可是,铁桶破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从艺术到学术、从人文思想到宗教信仰,渐渐盛行的其实是急功近利的“投资套现”行动,蜂拥而至的是不经“回心”一蹴而就的“新人”,可是这种新时尚终究掩饰不住吃人遗传的旧狼爪。我是幸运的,有这样的外婆,让我万里迢迢回家就回到了不吃人的生命榜样前;有这样的母亲,让我到家后立即被她带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的小说、贝多芬们的音乐中。母亲说:“现在不要写,像老陀一样,踏踏实实从科学技术专业做起吧。”

二十几年后,许多学生问过这个问题:“你是理工男出身,怎么又写话剧,又开设了这样规模的文化课程?” 首先,自然科学的研习可以帮助人从认知思维方法,跟那些浪漫谎言背后的虎狼逻辑拉开距离。经历过吃人教育,我对体制内教学甚至产生了生理厌恶,逼着自己磨砺强大的自学能力。除了实验实习课,其实我的理工课程学习主要都是自学完成的。一边完成学业,一边不得不像普罗米修斯盗火一般到处寻找真相真理信息,饥渴地从旧书店角落、从封存的书库、从亲友处……到处寻猎阅读禁书。毕业后,我先被调到一个大工厂临时帮忙,做重新“审干”工作大读旧档案,然后连续在三个政府部门长期从事科技工作,持续获得机会大读“内部书、内部刊”(其实就是当时控制发行的许多世界经典和史实文献)而眼界大开。更重要的一部大书是穿越多个领域、摆荡在各种极端处境、经历各色人等惊心动魄的真实生活—从远乡僻壤重回城市,从大学工厂到政府机关科研院所,从上层机关到经常的野外环境科研,从众“儒”云集的文化沙龙到舞台校园,尤其是重新返回大地深处加入芸芸墨面成为他们中间的普通一员。主带领我无可逃遁地“回到事情本身”:一路遭遇着埋伏、在生活每个领域的吃人事态,到处陷入“人生即吃人或拒绝吃人抉择”的战争,狼狈不堪,跌跌撞撞伤痕累累,甚至死里逃生,世界、人性,包括自己的罪性,在如此战场全部暴露无遗。这整个生活世界、无所不在的吃人现实中,首当其冲的正是文化吃人—从出于种种人文社会学科甚至伪神学的吃人正当性论证,冠冕堂皇,到产自各种艺术门类流派动人的吃人美学教化,正是由于形形色色吃人文化的争奇斗艳而层出不穷,遮蔽包装了吃人的基本现实,吃人事态才得以肆虐大地,魔化人心。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五20下)。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路十七37下),哪里才是我不吃人、学习救人的真正母校和老师?是鸟窝马槽一般永远窄小简陋的家和外婆、母亲,是大地原野和那里苦熬的父老乡亲。美国文学的颠峰之作《白鲸记》(Moby-Dick)作者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说:“捕鲸船就是我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对于我,主带领进入的大地深处,一个个基督徒群体就是我的牛津、耶鲁、北大和清华,那里的一位位传奇圣徒前辈就是我的博士指导。这些真正的老师、真正的学校才能教育人洞察存在的基本事实—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三23)。这样学校系列课程的第一课就是—醒悟自己也是吃人一族。正如鲁迅所言:“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只能从看清、拒绝和挣脱吃人文化开始,从认罪悔改不再吃人开始,从纪念无数受难者开始。

那次,我告诉顾彬:自己是在停笔二十六年后才开始投身文化事工(包括写作和研究讲学)的—就是在得救后从根子上认识吃人文化、从此竭力分辨与吃人文化抗争、接受救人文化使命呼召后,才“遵命”开始写作和研究讲学的。(除此之外的所有探索研究讲学写作动机—从“唯美”、“为思想而思想”的形而上动机,到个人谋生发达的私利动机,早晚都会沦为野蛮、吃人的。)

进入文化事工迄今,除了开头几年帮助母亲创办马槽书店、主持马槽沙龙外,便是这二十年大地行走中的文学创作(首先是大型话剧剧本创作)、组织带领基督教历史文化考察,和意外开始的这门野学研究讲课。从少年时代去黑龙江到后来的环境科学工作、诸项基督教文化事工,整个生命一直处于上海市区和远乡僻壤、府院儒林和墨面原野的轮番深入和两极摆荡之中,所以一直对鲁迅独一无二的文化历史观感同身受。和学术界包括基督教学术界迄今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认识全然不同,鲁迅把传统华夏文化首先分为庙堂士大夫文化、匪文化与草根文化,并且对草根文化中的乡野“白心之民”传统给予了最高评价,进而主张读野史、理解白心之民、抗争吃人历史文化。过于早熟、高度世俗又长期缺席特殊启示的中华,经常处在“逆淘汰”状态中,高贵优秀元素常常逆向流动分散乡野,但同时,吃人历史又使整个乡野淤积着无底坑般的麻木庸俗、怨恨狡诈暴戾,方兴未艾生产着“张献忠式”一代比一代更加凶险的狼人,致使流淌底层的高贵优秀元素处境更加艰危,“不吃人”的恪守也更加卓绝。由鲁迅的洞察回溯连接,孔子二千多年前“礼失而求诸野”之见著实意义重大。

和孔子后儒学基本“朝学”官学化不同,基督教在唐代传入中华时取得半官方地位,元代取得官方地位后却大致消失在历史迷雾之中,在明清之际和晚清的两波传入则大部分处于边缘状态中。最近大半个世纪其主体则完全落入原野流放、地蔓求存状态,却出人意料地谱写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悲壮史诗。鲁迅称中华为“世界最大秘国”,我把基督教在中华本土大半个世纪的在野发展称为“如此秘国现当代史的最大秘密”。在这个“秘密”中,本土基督教思想文化艺术更是彻底处于“野”态。2009年,龙应台邀请我去台湾参加她主办的“思沙龙”,就这一常人不可思议事态做专题讲座,并非基督徒的她洞察聚焦的正是这个大秘密,而要我从在场文学角度给予回应。在大型话剧《兰林复活节》、《雁荡平安夜》等作品中,我则以艺术方式真实呈现了这幽深辽阔的史诗故事。与之同步,我还长时间深深被卷入了大地深处的中国当代教会神学教育,完全偶然开始于其中的这一研究讲学,从问题的产生、整个研究过程(包括框架建构、具体内容形成、表述方式确立),一直到研究成果的发布讲学,以及获立即广泛运用的继续调整成熟,全部只能在田野底层进行—这是本书所谓的“野学”和学科规训范畴之“朝学”的根本不同。首先,完全出于回应全球化时代偌大中华大地混沌复杂文化事态的需要,这项研究不得不致力于对问题整体性的梳理,研究成果主要为宏观的基督教世界文化视野、文化观构建。全书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文化与基督”的概论漫谈。关于这一核心课题,学院已有大量置于释经学、神学到人文社会学科内的理论梳理,神学院校也有相应理论教学,这是我不必重复的,我的工作是以此为基础从十三个田野现场的视角,加深理解“启示与文化”的现实关系,从中提出了多个学界迄今尚未虑及的重大主题,如基督教文学艺术从来的大公性质地、基督信仰的“一大群、两小群”和“生态场”,勾画了文化尤其基督教文化的同心圆结构等多种基本结构模式。由此再返身总结了这一课程的五个野学特质(包括多年来此课程被大批同工在十二个方面的有效应用,譬如“博野教育”说),以便大家同样可以尽快学以致用。这门课程的后一部分是获广泛评价为具原创性、深受欢迎,也最实用的“基督与世界文化的二十三种基本关系”,占全书后三分之二,切实具体回答的是所有教会每个基督徒天天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纯粹“基督教问题”:基督信仰确信上帝无所不在,那么基督当然也应该临在于整个文化世界。可是身处如此庞杂的文化世界,我们如何在主里尽可能完整地洞察、把握基督对于世界文化生死攸关的整体关系?又如何在林林总总极其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尽可能准确不紊地清理呈现出基督与世界文化的基本关系类型系列,从而可以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化世界,于实际工作生活中一一分辨,从容对待呢?生活在大地现场今天汹涌咆哮的文化事态中,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这才是我们天天最需要实际处理的根本问题。任何有关的神学思辨再精粹,如果没有最终落实贯通于这些“大地问题”,至少会功亏一篑。

这项野学研究在如此发现、梳理出这般的基督徒世界文化观宏观构架,并给予具象表达后,再进入其中每一部分,到一个个具体文化现象分析时,根据现场事工的难易来安排各部分叙述的有详有简、不求过度平衡,尤其是所有具体内容的表述方法基本也是叙事漫谈,而非学理性推导。透过一个个具象生动的现场故事、历史人物、文化范例来具体通俗地叙述,道理来自故事中,道理尽在故事中。内地教会惯例,神学生至少周末和假期全都返回教会服侍实习,所以长期以来,这门课程一边讲述一边就被神学生立即回到教会使用了起来,现场应用中产生的新问题又反馈给我,让我继续研究深化。就这样,课程从孕萌、成长到应用的全过程,完全发生在风雪雷电的原野,我也和这门野学课程一起跌跌撞撞,时常浑身泥浆血痕地在大地“两极”之间摆荡,跋涉了二十年。

二十年来,已经记不清被邀走进过五湖四海多少间大地深处的神学院校和教会讲课,听过这门课的神学生和其他弟兄姐妹至少上万了。于是,许多人无法想像的一幕幕场景展开了—手机信号都没有的深山里,乡野神学校师生在热烈讨论徐光启、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历史性相聚;古老村落的农舍里,满满一屋子农民基督徒屏息沉浸在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庄严弥撒》中;刚刚停产的厂房里,黑压压一大片席地而坐的打工青年,聚精会神听着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故事;收网歇工的渔民天主教徒,一起仔细欣赏米开朗基罗(Michelanglo)的穹顶画……这就是二十年来在体制之外的边缘乡野,甚至“地下”一个个角落进行的这门课程场景。

尽管课程倍受欢迎(许多学校把他评为最受神学生欢迎的课程),学生一直期待讲课稿的出版,以便日常使用,但和其成长当中的教会、神学院校命运相同—这么多年来,只有课程录音录影在各地教会和神学校默默流传(这本书,即是根据流传的几种录音组合整理后补充修改而成)。这门非人工预设而是圣神带领产生的野学,如野树一般在野地野风中长成,这是主呼召我们在这个时代这片大地为祂必须背负的十字架,我们甘心情愿、珍若甘饴。这样的野果,一定有主特别的美意,事实也早已证明这种特质的研究讲学是中华大地特别需要的,所以这次整理除了一定程度上转换为书面语言外,仍然没有着力与学院研究讲学的规范“接轨”,反而是尽量保留了此课从内容结构到表述风格的野学原味。但愿弟兄姐妹仍然喜爱这种在主前、在天地之间田野深处始终伴随着古典音乐,侃侃叙事漫谈交流的方式。二十年前在乡野开始讲述课程里的许多具体故事情节,当时是轰动的,因为中华原野上的绝大多数基督徒和世界基督教文化宝库隔绝的时间实在太久了。但是今天已经大不相同,因为网络出现,更因为许多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这些信息正在大量进入信众中间,所以我这次整理时简化了许多当年的详细叙述,但是没有全然删去。诚如几位学者弟兄要求的,这也是当年基督教文化再度拓荒中华大地深处的一份无可取代的原始记录,弥足珍贵必须留存。愿主继续把它用作器皿—为基督徒的各项服侍与成长长期所用。

友人提醒,这项研究部分内容也在公共领域有过多次受欢迎的讲学交流,这本书同样会引起部分非基督徒朋友的很大兴趣。因此我想再和各界读者朋友说的是:在这个全球化世代,从幼儿教育到老年大学,当代人都认识到通识—博雅教育的至关重要。但是事情远不止此,还应以“博野教育”补充博雅教育,因为要成为一个有广博知识和优雅生命质地的人,首先必须在这个现代表象、人造存在中更为严峻诡秘的丛林荒野世界里,成为一个有着广博洞察根本见识和“从拒绝被吃、拒绝吃人,到参与救人”的真正的人(本书第五章对此详述)。这本书可以成为这种根基性的“博野教育”教材,这样的充实,才有接下来真实的博雅教育可言,这样的一份世界基督教文化的全景乡野导游书,也有助于通识教育的完整,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世界文化中实际影响最大的是西方文化。一个现代人若不了解西方文化近乎等于没有文化,而不了解基督教文化也等于没有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因为基督教文化是公认的西方文化两个主要源流之一,何况今天基督教文化在包括中华在内的全球所有现代文化中举足轻重。所以,现代人要有真正的通识文化修养,必须补上现代教育,尤其内地教育中常常被扭曲的基督教世界文化知识、基本空白状态的中华基督教文化知识。其次,这本书可以提供你深入了解基督徒的世界文化观。大家同样知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世界文化如此浩瀚斑斓,一个现代人对此至少应该多了解一些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理解方案,而不仅仅是同类场域的类似视角。这本书展开的基督徒世界文化观和坊间无数人文主义、相对主义、唯物主义文化观完全不同,在这样一种基督教文化观里,我们直言救世主的绝对中心,并又真又活的在,但是又会一一探讨这种绝对性在千差万别文化中的真实呈现。我们坦言基督信仰及其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地位,一一呈现这种重要性及其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恰恰是和真正的自由质地天然一体的。这又是一份向着公共世界坦言中华本土基督教文化进程的历史记录—对于只有规训文化信息渠道的人而言,这里有匪夷所思的荒漠绿洲般文化奇迹,也有这片原野上包括作者在内一群得救的罪人跌跌撞撞,有时甚至狼狈不堪的朝圣远行。这一切我都不加文饰如实说来,有人可能会读而耻笑其中的诸多愚拙失败,但是请想一想:真实的人生世界里,还有比这更加真切壮丽的文化之旅吗?相信这份来自东方大地深处完全另类文化观和文化历程的田野记录,至少可以大大丰富你的文化视野,甚至可能让你发现另一番全新的文化精神天地;更期盼,这是你由此和照亮如此世界文化奇景的那奥秘之光珍贵的相遇。

姜原来    

改定于2019年4月2日


作者简介


姜原来,上海市人,曾到黑龙江最偏僻乡村“插队”数年,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市政府和研究院所从事风景区自然保护区环境规划野外环境科研等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基督徒。九十年代初进入民间文化基督教文化领域,先是协助其母创办闻名沪上的微型书店“马槽书店”,后主办被誉为当时“上海唯一大型民间公益文化沙龙”的“马槽沙龙”,盛况空前。与一群青年朋友创办“马槽剧社”,倡导“走进历史现场”。又在多地长期举办大量“马槽历史文化考察”——这些活动皆成为民间公共文化奇观。常受邀在公共领域举办文学音乐讲座,曾参与创办民工期刊,担任民工艺术团顾问,创办主持跨教派文化沙龙“广学沙龙”。在各地j教会神学院校二十二年主讲的大型讲学课程,成为许多院校最受神学生欢迎的课程,而此课程内容整理成本书出版。

姜老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开始文学创作,除了有待结集出版的一批散文、少数诗歌和一篇中篇小说外,到目前为止影响最大的是其创作的四部大型史诗剧:《贝多芬在中国》、《莎士比亚在嘉兴》、《雁荡平安夜》和《兰林复活节》,每一部完成后虽在内地连发表机会都没有,其有限的公演和地下演出以及剧本在民间的传播,仍然感动无数观众读者,也为部分有机会看到剧本或者演出的学者艺术家带来震动。其中大型音乐话剧《贝多芬在中国》曾在上海断断续续公演数年,2002年在香港公演,2020年被世界艺术级别最高的中西艺术交流活动“纽约中国音乐节”详细介绍推荐,这是中华本土基督信仰背景的艺术作品首次登上国际重要公共艺术舞台。近来,四剧又连续四年入选公演于闻名于世的中国唯一民间艺术戏剧节“北京蓬蒿剧场戏剧节”,并且被制作为配乐广播剧流传。2020年,后两部大型史诗剧《雁荡平安夜》和《兰林复活节》获由世界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美国杜克大学所主办的首届世界华语基督教艺术最高奖“雅歌艺术奖”的“文学特别奖”。

姜老师被公认为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基督徒剧作家,人称“打地铺的剧作家”。已有海内外学者十几篇研究姜老师作品的论文在学术刊物发表,以及一部研究专著完成,对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即将开幕的日本“远藤周作文学纪念馆”中为他这位被称为“中国远藤周作”的作家设置了日文介绍展板;他的剧作由学者陆续译为英语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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